近来社会的奢侈风气非常的盛，这种奢靡之风，对政治会有极为不良的影响。关于这种道理，明朝的大学问家顾亭林先生早已见到，并曾作有专文、引证许多历史事实，现在谨抄录这些事实如后，提供给研究政治的人参考。
国家社会的风气若是奢靡，为政的人，应以崇尚俭朴来转移风气。礼记上说：‘君子的行为，即是宰相推行治世的标准。’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人的行事，也可以影响国家的政治。顾亭林先生更明白的指出说：‘天下安危，匹夫之贱，与有责任。’也就是这个意思。
东汉时，汝南郡的许劭，担任郡里的地方官；而与他同郡的袁绍，他的车马随从非常的多；但是每当袁绍走到郡的边界时，都把随行的人马屏去，自己单单驾著一辆车回家，并且说：‘我的随从车驾，岂可让许劭先生看到！’（袁绍为一代的英雄豪杰，曾经举兵讨伐当时奸雄曹操，然而却对一郡的小官许劭，竟是如此的敬畏。）
晋朝的蔡充，为人好学且有名声，当时的高平人刘整，车驾衣著都是非常的奢侈华丽；但是刘整曾经对人说：‘我虽然有喜好穿著华丽衣著的坏习惯，可是每当我碰到与蔡充见面同座以后，那天我的心整天就不免感到不安，觉得自己实在是庸俗不堪啊！’
北齐人李德林，父亲去世了，就徒步带著父亲的棺木灵柩，返归博陵老家安葬，葬礼也很简单；他的明友崔谌前往吊祭，随从的人马有数十人之多，崔谌为了尊敬李德林的俭朴精神，沿途不断的减少随从的人数。到了李家门前，只剩了五名随从，并且说：‘我不能让我的朋友李兄，误会我是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的人。’
李僧伽隐居在山中的时候；当时朝廷下令征召他出来做官，李僧伽推辞不愿前往就任。尚书袁叔德前往拜访李僧伽，也是沿途减少随行的仆从，并且说：‘拜访像李先生这样高明淡泊的贤士，会令我有羞于见到自己所拥有华丽的车驾与官服呀！’所以君子高贵的行事，若是担任地方上的官职，则可以化导一方；若是在朝廷任官，则可以教化天下了。
唐朝的大历年间，皇帝下诏发布杨绾为宰相，杨绾为官一向廉明方正，而且生活非常的俭朴；当时的御史中丞崔宽，非常的富有，财产很多，崔宽家中花园里的楼台亭榭不但多而且美，当时可称为天下第一了。但是当他听到杨绾当上了宰相的消息，当天立刻就默默地自行撤毁了花园中的楼台亭阁。而郭子仪听到杨绾就任宰相的消息，也将自己家里的乐伎，裁减了五分之四。须知郭子仪军功甚大，曾经立下了收复两个京师的大功劳，并封为汾阳王，威势权力可称震惊当世，然而对一个崇尚廉洁俭朴的宰相，却是如此的敬畏呀！可惜今天再也看不到杨绾，也没有崔宽与郭子仪这类的人物了。
李师古这个人拥兵自重而且相当的跋扈，常常抗拒朝廷的命令；但却对宰相黄裳，有所畏惧，李师古曾经命令自己一个干练的亲信，带著数千两黄金，赴黄家送礼想攀些交情；这位亲信到达黄家门前，正巧碰见一个轿子自宰相府里面出来，轿旁却只有两个婢女徒步随行，而且衣著甚是简陋，并称轿内坐的是宰相夫人。这位亲信非常的机警，当下就明白宰相清廉俭朴的作风，不敢冒然地进入宰相府送礼；就带回礼金，急急归去；并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详细的报告李师古。李师古因此更加地敬畏黄裳，并且改变了自己原有的叛意，终身服从朝廷的命令，再也不敢有所违背了。
从上面的实例来看，可以知道，由道德学问俱佳的人担任地方官吏，可以使地方获福；而中央的官吏清廉正直，则会使全国都得到利益。所以崇尚清廉俭朴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实在是非常的密切啊！古人说：‘惟俭可以养廉。’而它的相反，是奢侈则不能不贪污，贪污的结果，必然会使得社会、天下大乱。《大学》上也说：‘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这是经济学的定律，也像数学上的公式，是不能改变的呀！今天的社会风气糜烂，竞相崇洋，揣摩学习欧美的不良风气，衣履服饰、饮食享用，无不是穷奢极侈，动辄千金，风气影响所及，政治那有不乱的道理呢？（若是论到政治上的正本清源，就好比是瘟疫，细菌毒素就是从这些地方发出来的呀！为政者怎么能够掉以轻心呢？）
个人以为我国本为崇尚俭朴的民族，善良的古风，亟应保存，部份邪恶的欧美文明，则应是选择取舍，不可照单全收。可能有人会说我开倒车，但是遇到道路不能通行时，前进即有危险，这时只能速开倒车，以保住性命，这又有何不可呢？希望当世的贤达，不吝指教。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聂云台
按：以上乃是一九四七年前后上海的情形，请看一九九五年现在的台湾实况，我们作了多少改进呢？我们应该怎样呢？请读者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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