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乌鲁木齐时，养了几只狗。辛卯年离开乌鲁木齐东归，一只名叫四儿的黑狗，恋恋不舍地跟随队伍前行，驱赶也不回去，竟随同队伍到达京城。
途中，四儿守护行装箱物非常严格，不是我亲自上前，就是僮仆也不能取出一物。稍微靠近，它就像人一样站立起来怒咬。
一天，经过辟展的七达坂，这是一个七重曲折，非常陡峻险要地带。四辆车子，一半在岭北，一半在岭南，天已漆黑，不能全部过岭集中一处。四儿于是就卧在岭巅，左右晾望，双方监护，一见人影就奔驰察视。
我曾为四儿赋诗二首：“归路无烦汝寄书，风餐霹宿且随予。夜深奴子酣眠后，为守东行数辆车。”“空山日日忍饥行，冰雪崎岖百廿程。我已无官何所恋，可怜汝亦太痴生。”记录了四儿的实际情况。
到达京城一年多后，一天晚上，四儿中毒死去。有人说：“家奴们嫌它守夜太严，因此用计把它杀死，而推说是盗贼毒死的。”这不过是一种主观推断罢了。
我收葬了四儿的尸骨，打算为它起个坟，题字“义犬四儿墓”;然后再雕琢成随我出塞的四个家奴的石像，跪在四儿墓前，各在胸部刻上他们的姓名，依次叫赵长明、于禄、刘成功、齐来旺。
有人说：“将这四个家奴安置在四儿墓旁，恐怕四儿是不愿接受的。”于是，我就终止了这一打算，仅在家奴们的住室上题写了“师犬堂”三字。
当初翟孝廉赠送我四儿时的前一天夜晚，我梦见已故的仆人宋遇向我叩头说：“我思念主人从军万里，现在前来服役第二天，得到四儿，因此清楚地知道这是宋遇转生。然而，宋遇生前阴险狡黠，是群仆的罪魁祸首，为何做狗以后反而忠心耿耿起来了呢?难道是他自知恶业堕落，悔而从善吗?若是这样，也可谓是以善补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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