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人惟有德，所以有福。寿减之后，一切皆减，其德渐漓，其福渐损。略言之，如七宝渐隐没，五谷渐歉收，衣食渐艰难，容貌渐丑陋，资禀渐昏愚，精神渐衰弱，风俗渐骄慢，六亲渐不和，赋役渐繁重，水火盗贼渐炽昌，佛法渐凋废，善人渐衰残，真儒渐稀少，谤佛之人渐推崇，富人渐鄙吝。 ［按］世俗文词，有时不验。若出之内典，则字字有征。且如三代之时，皆用黄金白璧，动以百双万镒为计，未尝纯用白金也。至于汉后，乃间用白金（桑宏羊至以白金铸钱）。而夜光之璧，照乘之珠，小国皆有，非若今时之罕见也。乃今之用低银者，多和赤铜于内，是银不足，而继之以铜也。非七宝隐没之验何（古人所云百金，乃百锭金也。汉文帝云，百金乃十家中人之产。苏子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若一金，止作一两，则汉代中人产，止有十两之数。而一兵之资粮器械，每日止用银一分矣。有是理乎）。周时田百亩，止当今时二十二亩。此二十二亩之所入，上农夫可食九人。夫古人每食，必至斗米，一人终岁之粮，约今时七十余石，九人当有六百几十石，是每亩可收米三十石也。余幼时所见闻，吾乡尚见每亩收脱粟三、四石者，自康熙癸亥年后，凡从前收三石外者，皆不及三石之数矣。非五谷歉收之验何（隆万间，有人修昆山荐严禅寺，出其瓦间所塞稻束，犹唐朝故物。其穗长至尺余，计其所收，每亩必有十余石。今之稻穗，不满四寸矣）。古者国无十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汉唐盛时，尚可比昔年之不足。今则求为急，而不可得矣。非衣食艰难之验何。古者王公之贵，下交岩穴，卿相之尊，劳不坐乘。今者甫膺一命，便藐视知交，而皂隶牧圉，有乘轩执盖者矣。非风俗骄慢之验何。古者高僧见天子不名，诏书必称师。唐太宗叙三藏圣教，极意钦崇。玄奘法师示寂，高宗告左右曰，朕失国宝矣。辍朝五日（见高僧传）。中宗景龙二年，敕高安令崔思亮，迎僧伽大师至京。帝及百僚，皆称弟子（出金汤及统纪）。高宗显庆元年，敕天下僧尼，有犯国法者，以僧律治之，不得与民同科（出唐书）。宋真宗朝，诏天下避志公禅师之讳，止称宝公（见志公禅师后行状，系张南轩父忠献公所撰）。宋之太祖，太宗，真，仁，高，孝，皆兴隆大法，有时驾临佛宇，有时问法禁中，为林间盛事。今则士流倨傲，多有见佛像不参，遇高僧不礼者矣。非佛法凋废之验何。孔颜立教，止贵躬行，不尚口舌，厚于自治，薄于责人。孟子距辟杨墨，出于万不得已，譬如大黄巴豆，良医偶一用之，非日日必需之物。今则白衣小子，止拾几句谤佛常谈，便自谓程朱复出。黄口儿童，但有一种夸大习气，辄主张道学门庭矣。非真儒稀少之验何。即此数者，余可例推。
【译白】人因为有德行，所以才有福报。寿命减少之后，一切都减少了，人的德行逐渐浅薄，福报也随着逐渐减损。大略来说，比如七宝逐渐消失，五谷逐渐减少收成，衣食生计逐渐艰难，容貌逐渐丑陋，人逐渐愚痴，精神逐渐衰弱，风俗逐渐变得骄慢，六亲之间逐渐不和睦，赋役渐渐繁重，水火盗贼等灾难逐渐增多，佛法逐渐凋零废弛，善人逐渐减少，真正的儒者逐渐稀少，谤佛的人逐渐受到推崇，富人逐渐鄙陋吝啬。世间文字书籍的记载，有时会得不到验证。如果是出自佛经，字字都会有证验。比如夏商周的时候，都用黄金白璧，动不动就用百双万镒来计量，没有用过白银。等到了汉代以后,才偶尔用白银(西汉桑宏羊甚至用白银来铸造钱币)。而且夜光璧、照乘珠，小国家都有，不像现在很稀有罕见。今天成色低的银子，大多都是用赤铜混合在里面，这是银子不够，用铜来代替银子了。这些现象不是七宝隐没的验证吗（古人说的百金，是指百锭金。汉文帝说：“百金是十家中等家庭的财产。”苏子说：“发动十万的军队，每天耗费千金。”如果一金，仅指一两的话，那汉代中等人家的财产只有十两，一个士兵的粮草器械，每天只耗费一钱银子，有这种道理吗）？周朝时期的一百亩田地，只相当于现在的二十二亩。这二十二亩田地收获的粮食，可以提供九个农夫的口粮。古人每一顿饭，必定有一斗米那么多，一个人一年的口粮，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七十多石，九个人相当于六百几十石，这样算下来，一亩可以收到三十石粮食。我小时候看到我们家乡仍然有一亩收获纯粟三、四石的，从康熙癸亥以后，凡是从前每亩能收超过三石的都收不到三石了。这不是五谷歉收的验证吗（隆万年间，有人修理昆山荐严禅寺，拿出寺庙瓦片之间收藏的稻束，还是唐朝的旧物，它的稻穗有一尺多长，估计当时的收成，每亩必定有十多石。现在的稻穗，不足四寸长了）？古时候的国家没有十年的蓄积，就称为不足；没有六年的蓄积，就叫做急难。汉唐盛世的时候，国家的蓄积，还可以与古时候不足的蓄积相比。现在却已经达不到古时候急难情况下的蓄积了，这不是衣食艰难的验证吗？古时候的王公贵族都会同山林间的平民百姓交往，卿相大臣，办理公务都不坐车子。现在的人，刚刚做了最低的官位，就看不起以前的朋友，而且连官府的仆役，都会乘坐华贵车子。这不是风俗骄慢的验证吗？古时候的高僧见皇帝时不称名，皇帝下诏书，对高僧必定称师父。唐太宗写的《三藏圣教序》中，非常钦佩崇敬出家人。玄奘法师圆寂，唐高宗对左右大臣说：“我失去了国宝啊。”因此罢朝五天。唐中宗景龙二年，下令高安县令崔思亮恭迎僧伽大师到京师。皇帝与文武百官，都自称弟子。唐高宗显庆元年，下令天下僧尼，有犯国法的，要用出家人的戒律来惩治 ，不可以用国家的刑罚惩治。宋真宗时，诏令天下避开志公禅师的名讳，只可以称宝公。宋朝的太祖、太宗、真宗、仁宗、高宗、孝宗都弘扬护持佛法，有时驾临佛寺，有时在皇宫中向僧人问法，是佛教的盛世。现在的士大夫傲慢无礼，有很多人都是见到佛像不参拜，遇到高僧不恭敬。这不是佛法凋敝衰败的验证吗？儒家的教化，只贵在实践，不崇尚口头宣说，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孟子反驳杨子墨子，出于万不得已，譬如大黄巴豆，良医偶尔用它们治病，但不是每天必备的物品。现在的平民百姓，只是听说了几句毁谤佛法的言语，就认为自己是程子朱子复出。孩童少年，只是凭一种夸大的习气，就主持儒家的门庭了。这不是真儒稀少的验证吗？通过这几个事例，就能够了解其它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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