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参加二二八事变，爸爸和妈妈都被判了死刑。后来白色恐怖，又不知如何被牵扯上了，爸爸和妈妈就这样不知下落地失踪了。
全台中市民发动万人签名，推派代表到南京向蒋经国先生陈情，总算妈妈被放了出来，而爸爸仍然半点音讯全无。
妈妈回来后，病得很重，一直无法起床。外婆教我煮东煮西，洗这洗那。当时才仅十四岁的我，硬是勇敢地把这个家撑了起来。
有一天，夜很深，突然有人很急地直敲我们家的门。我好害怕，便把弟弟妹妹全叫醒了，一来壮胆，二来以防万一不测。我打开了门，原来是台中看守所的伯伯来告诉我，有人在台北六张犁公墓发现了爸爸的尸体，要我半夜赶忙北上查看究竟，否则被人搬动了，就再也找不到了。
我才十四岁，又是小女生，而且还是地中海绝症患者，我哪有这份能耐呢?这位伯伯看我哭了，便说：“我陪你跑一趟吧！”
当天差不多天亮的时候，我们总算找到了爸爸冰冷的尸体，雇了一部车，偷偷运回台中。
我发觉爸爸胸口还有点热热地，便跑去找一位陈伯伯，他是留学东京帝大的名医，我跪着恳求他设法救救爸爸的生命。
爸爸醒了，也活了过来。但已经被处死的罪犯，早已没有户口了。我的爸爸只好躲躲藏藏，过着不见天日的黑暗日子。（现在爸爸的冤狱已经平反，爸爸也可以和一般人一样过正常生活了。）
这期间对于一个政治犯的家属而言，可以说，要多辛酸就有多辛酸。
爸爸回来后头几年，根本认不出我是他的谁。因为严刑拷打已使得他的记忆完全丧失。尤其是爸爸不平不满的愤恨心十分强烈。
我从十四岁开始，每天侍候着神智不清的爸爸和常年卧病在床的妈妈。我每天都挨爸爸的打和骂，也在爸爸的打骂中坚强地一天天长大。
左邻右舍都不忍心眼睁睁看我这样不挡、不躲也不闪地跪着挨打挨骂，都好想帮我解围。但我都拒绝了，因为我怕爸爸会更生气。好几次管区警察先生也叫我去问话，十分关心，但我都告诉他们：“请让爸爸尽情发泄吧!爸爸是再也经不起任何打击了。”
亲朋戚友和左邻右舍，还有我的同学都不赞成我这般认命地挨打挨骂，他们都怕我会被打出内伤或被打死。
但爸爸呢?
今年我已是六十二岁的老太婆了，在这漫长的五十年间，对爸爸的打骂，我从没挡过半次，也没躲过半次闪过半次。我决不伤害我的爸爸，因为他真的已经够可怜的了。为了台湾同胞的幸福，他把他自己的一生给牺牲了。
很多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从不顶撞父母，也决不做爸妈不高兴的事。我每天不离开父母，守着他们护着他们，即使当了别人家的媳妇，也利用上班之余或假日，每天回娘家去照顾他们的起居生活。
记得大学刚毕业那年，我的教授很疼我，师母又是台北市党部副主委，他们替我安排了一项非常令人羡慕的好工作。教授说：“争取这职位的很多，你明天准时去报到，知道吗?”
我点点头。
可是，我还得回报爸爸妈妈才行呀!
我赶回家，好是高兴。岂奈爸爸不知去哪里了。我告诉妈妈，我先去报馆打工，下了班再回来找爸爸。
当晚，我回到家时，爸爸因为太累已经睡着了。我看爸爸睡得好甜好熟，内心好是欣慰。这段日子，爸爸为了逃债躲债，几乎不敢明目张胆地回家，再加上票据通缉，都让他睡得很不安稳。或许太久没睡好了，今天竟然能睡得这么甜，这么沉，就让老人家难得地补一补眠吧!
我坐在床边静静地看着爸爸，想想他坎坎坷坷的一生，真值得吗?我不知道，救台湾为什么会是爸爸的事?又为什么会是我们家的事?
我等到第二天中午，爸爸才逐渐从昏昏沉沉中，醒了过来。当然，我报到的时间早巳过了，工作也没了。
教授很生气：“为什么不叫醒爸爸呢?”
我一脸歉疚地直掉眼泪。真的，我哪忍心叫醒爸爸呢?可怜的爸爸已经不知多久没这样睡过觉了。
如果是您呢?
附注一：我到今天仍然不了解为什么已经被当尸体丢弃在六张犁公墓的爸爸没有死?又为什么从来不信任何宗教的爸爸会口口声声地说观世音菩萨让他死，使他变成尸体被丢出来后，又让他活。您相信这世间真有观世音菩萨吗?爸爸说他在死牢时，天天都看到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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