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中国文学的精华，最能陶冶性情，使人的喜怒哀乐皆能中节，如礼记经解篇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不但如此，论语季氏篇说：“子曰，不学诗，无以言”，阳货篇说：“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学诗有这 么多的好处，所以孔门弟子以及后世读书人，都把诗学当作一门重要的功课。
孔子所说的诗，或其所称的“诵诗三百”，就是后来五经中的诗经，共有三百零五篇，另加有目无诗的六篇题目，则为三百一十一篇，惟通常只说三百零五篇，如取整数，则说三百篇。据史记孔子世家说，古代的诗有三千余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以施于礼义者，凡三百篇。孔颖达毛诗正义不信古诗有那 么多。后有不少人怀疑孔子是否如司马迁所说那样删诗，但因年代久远，殊难考证。
秦始皇焚书坑儒，三百篇付之一炬。然而秦火能烧刻写在竹帛上的诗，不能烧记诵在人心的诗。到了汉朝，三百篇再传于世，所传的虽有今古文之别，但经文无大差异，只是古文诗多一篇序文而已。那时传今文诗的有三家，一是鲁国人申培所传，名为鲁诗，一是齐国人辕固生所传，名为齐诗，一是燕国人韩婴所传，名为韩诗。三家诗各有训传，后来仅存韩诗外传，其余皆亡。古文诗便是现在十三经中的毛诗。汉书艺文志说是毛公所传，源于子夏。郑玄诗谱说，鲁人大毛公为训诂，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说，鲁国毛亨作训诂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隋书经籍志说，毛 苌作传。四库全书提要考定作传者是毛亨。
诗序作者是谁，史籍所记不一。序文分置于三百篇的各篇之道，分别说明各篇诗旨，但关睢篇序特别长，其中包括总论三百篇要义的文字，因此古注称这一部分是大序，单说关睢篇的是小序，而分置于其它各篇之前的序也都称为小序。朱子因为反对小序，所以在他的诗经集传里不用诗序。但四库全书提要认为，诗序可昭六义渊源，不能舍弃。诗序大序中揭示的六义，就是周礼所列举的“风赋比兴雅颂”。孔颖达毛诗正义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所谓异体，就是国风、小雅、大雅、周鲁商颂等不同的诗体。所谓异辞，就是赋比兴三种不同的修辞方法。朱子诗经集传解释，赋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比是以彼物比此物。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这六义是学诗的门径，各家注释无非由此引人而入。
学诗除须了解六义之外，更要注意孔子的诗论。论语记载孔子论诗的有好几章，为政篇理的一章最重要：“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三百篇的诗眼就在此章。“思无邪”是诗经鲁颂駉篇中的一句诗文。程树德论语集释引项氏家说，考证“思”字是语助辞又引郑氏述要，考证“邪”字不是邪恶之邪，而是“徐”字，例如国风中的北风篇“其虚其邪”，汉人引用多作“其虚其徐”，因为“邪徐”二字古时通用又引惠栋等人本于诗传“虚，虚徐也”，以为“虚徐”二字一义，徐字即是虚字。是故“无邪”就是“无虚”。诗三百篇皆无虚意，全为真情流溢之作，也就是书经虞书所说的“诗言志”。孔子提出这一言，犹如画龙点睛，点出诗的原理。
诗惟无虚，始能感人。例如小雅蓼莪篇：“父兮生我。毋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雇我、复我。出入腹我”。这些诗句，虽用赋的表现法，平铺直叙，而且用了这幺多的我字，但字字扣人心弦，令人回想幼年，受于父母之爱，的确如此，由是深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晋朝王裒丧亲之后，读诗读到这一篇，往往悲痛流涕不已。他的门人因而废读蓼莪之篇。他如所抒夫妇、兄弟、朋友等各种情感的诗，在风雅颂中随处可见。诗能如此感人，除了必须以赋比兴的方法表现外，就凭诗人把握诗的原理，表现毫无虚伪的真情。诗三百篇最要紧的就在这个真字，学诗学得这个真字，言行思想无不率真，便是由诗入道。所以孔子注重诗教。所以三百篇称为诗经。
学诗自汉以来即须藉助于注释。毛诗最古的注释是毛亨撰的毛诗诂训传，后加郑玄笺，孔颖达疏，这就是现在十三经注疏中的毛诗正义。这是毛诗的基本注释。他注太多，可以选读清陈启源撰毛诗稽古编，清傅恒等撰诗义折中，明陈第撰毛诗古音考，吴陆玑撰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日本竹添光鸿撰毛诗会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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