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篇汇编》，为古今注此篇者之冠，文理俱佳，俾［1］熟读而详审［2］以行之，则人人可以为良民，人人可以了生死矣。
《感应篇汇编》，在古今注解《太上感应篇》之类的书中，它是最好的，文理俱佳，使大家熟读而详细审察，然后努力去实行，那么，人人可以为良民，人人可以走出生死轮回的苦海了。
——《印光［3］法师文钞·增广卷二·复四川谢诚明居士书》
《汇编》，实为雅俗同观之最上善本。
《感应篇汇编》确实是雅俗共赏的最上善本。
——《印光法师太上感应篇直讲序》
《感应篇汇编》，宜令熟读，此正本清源之要务。以五经四书［4］所说者，或散见于各处，或义晦［5］而难领会。此既熟读，读五经四书，一见此种话说，即便心领神会。理学［6］务躬行，而不知此义，反指为异端者，皆见理未的［7］，救世无术之流类也。
《感应篇汇编》应当熟读，这是正本清源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四书五经中的话或者散见于书中各处或者有时意义艰涩难懂。熟读此书后，再读四书五经，一见与此书中相似的话，就能心领神会。理学的关键是要身体力行，而不知此义，反指责为异端的人，都是见理不真，救世无术之类。
——《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二·复谢慧霖居士书二》
凡《安士全书》及《感应篇汇编》《印光文钞》，通文义者，皆须人奉一部。由此路上行，上焉者或可体会到此。否则只知“圆融不执着”，口口说“空”，步步行“有”，为家庭之祸患，亦佛法之蟊贼［8］。
关于《安士全书》《感应篇汇编》《印光文钞》这三部书，只要有点文化的人，都应该人手一册。把它携带于人生路上，有上根基的人或可因此大彻大悟。否则只知天天讲“圆融不执着”，口口说“空”，实际上步步都在行“有”（贪得无厌——译者注），是家庭的祸患，也是佛法的蟊贼。
——《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三·复福州佛学社书》
令友求子，拟舍百金，当令请百部《感应篇汇编》，以送通文理、有信心之正人君子，实为不可思议功德，当获感通。
您的朋友求子，准备布施百金做功德，我劝他请百部《感应篇汇编》去结缘，用来赠送给稍微有点文化、对为善有信心的正人君子，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无量功德，应当会得到感应。
——《印光法师文钞·增广卷二·与永嘉某居士书》
当以《感应篇汇编》《阴骘文广义》为定南针，则世俗习染之恶浪滔天，黑云障日，亦不至不知所趋，而载胥及溺［9］。否则纵令风平浪静，天日昭彰［10］，亦难保不入洄澓［11］，而随即沉溺矣。况绝无风平浪静、天日昭彰之望之世道人心乎！须知“阴德”二字，所包者广。成就他人子弟，令入圣贤之域，固属阴德；成就自己子弟，令入圣贤之域，亦是阴德。反是，则误人子弟固损德，误己子女亦损德。力能兼及，何幸如之！否则且就家庭日用云为［12］，以作为圣为贤之先容。正所谓“即俗修真”，现居士身而说法者。祈以此意，与令友及一切知交，恺切言之，亦未始非“己立立人，自利利他”之一端也！
应当以《感应篇汇编》《阴骘文广义》为人生的指南针，那么，面临世俗习染的滔天恶浪，遮蔽太阳的满天黑云，也就不至于迷失方向了，从而不至于相率落水，同归于尽了。否则即使风平浪静，阳光灿烂，也难保不堕入激流，而随即沉没溺亡了。何况绝对没有一直风平浪静、阳光灿烂的希望以及如此清明的世道人心啊！须知“阴德”二字，包含很广。成就他人的子弟，使入圣贤的境界，固然是阴德；成就自己的后辈，使之进入圣贤的境界，也是阴德。反之，误人子弟固然损德，误己子女也损德。力所能及，两者兼之，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否则且就家庭日用言行，以作为圣为贤的最先内容。正所谓“即俗修真”，做现居士身而说法的人。我祈愿把我这个意思，与你的朋友以及一切知交，恳切解说，也未必不是“己立立人，自利利他”的一个方面啊！
——《印光法师文钞·增广卷二·与永嘉某居士书》
还有，提倡因果报应，莫善于教人受持《太上感应篇》《文昌阴骘文》。以善恶类书（辑录群书各门类或某一类的资料叫类书），一目了然，易于获益。彭定求［13］从小日诵此二书，至中状元作尚书时，犹日日诵之。且得暇恭书送人，题为“元宰必读书”。跋曰：“非谓读此可以作状元宰相，而状元宰相决不可不读此书。”可知此书之要矣。
又提倡因果报应，没有比教人受持《太上感应篇》《文昌阴骘文》更好的。因为善恶类书，一目了然，容易获益。彭定求从小每天都持诵此二书，一直到中状元作尚书时，还天天持诵。并且一有空暇就恭敬书写送人，题为“元宰必读书”。跋曰：“并非说读此书就可以做状元宰相，但状元宰相决不可不读此书。”可知此书的重要了。
——《印光法师文钞·三遍·复朱仲华居士书一》
【注释】
［1］俾（bǐ）：使。
［2］详审：详细审察。
［3］印光（1861—1940）：俗姓赵，名绍伊，法名圣量，别号常惭愧僧。陕西郃阳（今合阳）。初业儒，以辟佛为事，后皈依佛教。光绪七年（1881）于终南山南五台莲花洞从道纯出家。后于兴安双溪寺受具足戒。光绪十二年至北京怀柔红螺山资福寺专修净土。旋移居北京圆广寺。时浙江普陀山法雨寺住持化闻入京求藏经，邀其南下，遂于光绪十九年至法雨寺安居，在藏经楼阅大藏经。1912年徐蔚如、高鹤年居士到普陀，携其文稿数篇至沪，刊于《佛学丛报》，署名常惭愧僧，世遂知其名。1923年在南京与人合作创立放生念佛道场，开办佛教慈幼院。1928年为印行《安士全书》至上海太平寺暂住。1930年2月移居苏州报国寺，闭关撰述，完成普陀山、五台山、峨眉山、九华山四大名山志之修辑。后至灵岩山寺建立专修净土道场，在上海创办弘化社，流通佛典。抗日战争爆发后，避居灵岩寺，闭门专事念佛。苏州沦陷后，更拒应世事，保持民族气节。民国二十九年春预示时日不多，冬安排好灵岩住持，十一月初四早一时半，由床上起坐云：“念佛见佛，决定生西。”言讫，即大声念佛。二时十五分，索水洗手毕，起立云：“蒙阿弥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发愿，要生西方。”说竟，即移坐椅上，面西端身正坐。三时许，住持妙真至，嘱咐其维持道场，弘扬净土，不要学大派头。后只唇动不复语。至五时，于大众念佛声中安详而逝。初五下午二时入龛，颜色如生。民国三十年二月十五佛涅槃日，举火荼毗，获舍利无数，塔于灵岩。皈依弟子遍国内外，卒后佛徒尊为中国净土宗第十三祖。著有《印光法师文钞》各编留世，后合为《印光大师全集》。
［4］五经四书：一般称为四书五经，是中国儒家经典的基本书籍。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在之前，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本书也被称作“六经”，其中的《乐经》后来亡佚了，就只剩下了五经。《四书五经》是南宋以后儒学的基本书目，儒生学子的必读之书。
［5］晦（huì）：意义隐晦，文字僻拗。
［6］理学：指宋朝以后的新儒学，又称道学。它产生于北宋，盛行于南宋与元、明时期，清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广义的理学，泛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潮，包括各种不同学派；狭义的理学，专指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学说，即程朱理学。［7］的（dí）：真实，实在。
［8］蟊（máo）贼：吃禾苗的害虫，比喻危害人民或国家的人。
［9］载胥及溺：出自《诗经·大雅·桑柔》。载，句首语助词，无义；胥，相；及，与；溺，落水。全句可翻译为“不过是相率落水罢了”。
［10］昭（zhāo）彰：显著，彰明。昭：光明，明亮。彰：明显。
［11］洄（huí）澓（fú）：亦作“洄洑”。湍急回旋的流水。［12］云为：言行。［13］彭定求（1645—1719）：康熙十五年（1676）状元，字勤止，一字南畇，号咏真山人、守纲道人。长洲（今苏州吴县）人。康熙中会试廷对皆第一，授修撰，历官侍讲，因父丧乞假归，遂不复出。幼承家学，曾皈依清初苏州著名道士施道渊为弟子，又尝师事汤斌。其为学“以不欺为本，以践行为要”。历任侍讲时，曾选择《道藏》所收道书的一部分及晚出之道书，窃以为精要者，辑编成册。其子孙发达，科第高中，据清代梁恭辰《北东园笔录》记载：“彭芝庭尚书系雍正丁未会状，而其祖南昀侍讲（定求）实先为康熙丙辰会状，祖孙以会状相继者，海内无第二家。而其后嗣科第尚蝉联不断，仅就余所稔知考，如修田侍郎（希濂）曾典试吾闽，苇间太守（希郑）与家大人司官礼部，远峰编修（蕴辉）与曼云公为己未同年，今咏莪亦成进士，入枢直，擢少京兆，其少子又于庚子中北闱副车，知其先世积德之深，食报之远，似尚不仅惜字之一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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