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新忘故，口是心非（喜新忘旧，口是心非）
小而衣服器用，大而朋情亲谊，内而妻妾，下而童婢，皆有新故。若得新忘故，此浇薄寡恩之尤者也。先贤有言：“与其结新交，不如敦旧好。”旨哉此言也。昔楚王诏求遗履曰：“我悲夫与之俱出，而不与之俱入也。”自是国人无敢弃旧者。此真千古有情人，亦千古知道人也。
小的如衣服器具，大的如朋友之情、亲戚之谊，内则妻子侍妾，下则童仆婢女，这些都有新旧分别。如果得到新的就忘掉旧的，就薄情寡恩到极点了。先贤曾说：“与其结新交，不如敦旧好。”这话说得太好了。从前楚王下诏寻找遗失的鞋子，说：“我很伤心与它一起出门，却不能一同回来。”从此楚国上下没有一人敢抛弃旧的东西。这真是千古难得的有情之人，也是千古难得的明白大道理的人。
汉光武姊，湖阳公主新寡，欲适宋宏。帝谓之曰：“富易交，贵易妻，人情乎？”对曰：“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顾主曰：“事不谐矣。”
愚读此叹曰：怜新弃旧，举世皆然，妻妾之际，尤易移人。往往枕上生嫌，闺阁胎祸，害有不可言者，人可不谨之哉？
汉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刚守寡时，很想嫁给宋弘为妻。光武帝对宋弘说：“富有了就忘掉了老交情，高贵了想另娶新妻子，这是人之常情吗？”宋弘回答说：“贫贱时所结交的朋友不可忘记，贫穷时共患难的妻子不可抛弃。”光武帝就回头对湖阳公主说：“此事不成了。”
我读到此处，很感叹地说：喜新厌旧是世人通病，尤其是妻子小妾。枕边人往往易生嫌隙，内室中往往易起祸胎，其所产生的祸害，实在难以形容，世人能不谨慎吗？
译者补充：
据《后汉书·宋弘传》补充“糟糠之妻不下堂”典故如下：
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新寡后，刘秀有意将她嫁给宋弘，但不知她是否同意。一天，光武帝与湖阳公主共论朝臣。湖阳公主说：“宋公（指宋弘）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刘秀听后很高兴，召见宋弘，让公主在屏风后观听。刘秀对宋弘说：“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宋弘一听，知道这句话里有意思，他答道：“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光武帝听后，回过头向里边的湖阳公主说：“事不谐矣。”
此事发展为“糟糠之妻”的典故。
湖阳公主无法嫁给意中的宋弘，便奏请皇帝为其守节修真。
一富翁无子，已抱养兄子十年，忽妾产一子。翁遂弃兄子，产悉为妾子有焉。后兄子以勤俭成家，且孝悌恭慈，通族称之。而妾子长，放荡嫖赌，罄费所有。翁懊恨卒。
有个富翁没有孩子，抱养哥哥的儿子已经十年了，忽然他的侍妾生下一个儿子。富翁就抛弃哥哥的儿子，财产全归侍妾儿子所有。后来哥哥的儿子勤俭成家，而且非常孝顺友爱、待人恭敬，全族的人都称赞他。而侍妾的儿子长大后，行为放荡，嫖妓赌博，耗尽所有的家产。富翁懊恼悔恨而终。
仪征景旸，穷时与扬州史城友善。旸卒，遗孤衰落，昔时亲故，不相往来。城独不忘，时时问馈，逾于昔日。旸有遗文数十卷，城捐千金刻之。曰：“吾不忍故人，菁华殒地。”后城仕至大僚。
明朝仪征（今属扬州市）人景旸（yánɡ）贫穷时和扬州的史城感情很好。景旸去世后，他的儿子很落魄，以前的亲戚朋友都不再往来。只有史城没忘记旧日的感情，时常来慰问并送东西，而且比往日更殷勤。景旸留下来的文章有几十卷，史城就拿出千金，将它刻印成书，使之流传于世。史城说：“我实在不忍心见到老朋友所写的精美文章随着他的去世而埋入尘土。”后来史城当上了大官。
宋范文正，以吏部员外郎郡守时，有三婢从，及官历二府，乃至于薨，凡十年，不增一人，亦未尝辄易也。
宋朝范仲淹（谥文正）以吏部员外郎（主官为吏部郎中两员，以吏部员外郎两员为次）的身份当郡守时，有三位婢女随从。后来他官当到二府，一直到去世，前后十年间，他没有增加过一个奴婢，也不曾换过一人。
心口皆是，纯善之人也。即心口皆非，人犹得而防之。惟言称尧舜，心同桀纣，口誓山海，心怀陷阱者，最难测度。其人事君必不忠，事亲必不孝，交友必不信，临下必不义。此辈乃小人之尤者也，使人误信其言，而入其机彀之中。其罪加阳恶数倍。佛经有云：“妄言恶口之人，死堕拔舌、烊铜、犁耕地狱，遐劫受苦既毕，生畜生中，恒食荆棘。若复为人，舌根不具，口气恒臭。脱有善言，人不信从。”口是心非之业，获报如此，可不戒哉？
心口皆善，是纯善之人。心口都不好的人，他人还能够对其防范。有些人口里说得如尧舜，心却狠毒如桀纣，口中海誓山盟，心却暗设陷阱，这种人最难防备。这种人事君必定不忠，事亲一定不孝，交友必定不信，对待部属一定不义。这是小人中的小人，他们让人误信他的话，从而陷入他的圈套中。这种人的罪过，阴间对他的惩罚要超过阳间好几倍。佛经说：“妄言恶口之人，死后会堕入拔舌、烊铜、犁耕等地狱，要受过长远劫的痛苦后，才能再投生为畜生，常以荆棘作食物。若再投生为人，没有完整的舌头，口中常有臭味。就算他说好话，别人也不信。”造了口是心非的罪业，就会获得如此的果报，怎么可以不警惕呢？
明薛文清曰：“易曰：‘庸言之信。’庸常之言，人以为不紧要，轻发而不慎。殊不知一言之妄，即言之失，故庸言必信，德之盛也。”
明朝薛瑄（谥文清）说：“《易经》说：‘平常说话要守信。’平常说的话，人们以为不要紧，所以就随便说。殊不知说了一句妄言，便是言语上有了过失。因此平时说话必守信用，这是最大的德行。”
宋司马温公，示刘器之“尽心行己”之要曰：“惟‘诚’耳，其工夫先自不妄语始。”司马公又尝言：“器之平生，只是一个‘诚’字，颠扑不破。”当时市民田叟，谓：“若过南京，不见刘侍制，如过泗州，不见大圣。”何以感人如此？亦曰惟“诚”而已。观此，则“诚”字，岂有误人？人奈何不致力于斯耶？
宋朝司马光（封温国公，其介绍见前面）在谈到刘器之的“尽心行己”要诀时说：“秘诀只有‘诚’字罢了，而要做到‘诚’的功夫，就须先从不妄语开始。”司马温公又曾说：“刘器之的一生，只是力行一个‘诚’字，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从不改变。”当时的市民及乡野老农都说：“如果路过南京而未见到刘侍制（即刘器之），就如同经过泗州（今山东曲阜）而未见到孔圣人一样遗憾。”为何他会如此让人感动呢？是一个“诚”字罢了。由此可见，这个“诚”字，怎么会误人呢？世人何不在这“诚”字上下功夫呢？
译者补充：
《宋史》里刘安世（即刘器之）有关史料如下。
刘安世在职多年，神色严肃地立于朝廷之上，主持公道。他当面指斥，在朝廷上谏争，有时碰上皇上大怒，他就握着手板退一步站立，等皇上怒气稍解，再上前争辩。旁边陪侍的人在远观看，缩着头害怕得身上冒汗，都把他称作“殿上虎”，一时间没有人不敬仰他。他在家中时也从不懈怠，坐了很久也不会侧身倚靠。写字从不用草书，不喜欢歌舞女色珍宝财富。他忠孝正直，效法司马光。年老以后，朝廷上的各位贤人差不多死光了，而他岿然独立于朝廷上，并且名望更加显赫。宦官梁师成把持朝政，能定人生死，心中叹服他的才德。他找到一个安世身边的小吏吴默，让他带一封信给安世，用封大官来引诱他。吴默劝他为子孙们考虑，安世笑着回答：“我如果要为子孙考虑，就不会是这样子。我想做元年间的完人，好到九泉之下见我的老师司马光。”于是退还了梁师成的信。
任国佐，久病，设醮祈佑。任梦中闻神言曰：“任国佐平生为人，心口不同，自少及长，善功无一，罪恶已定，死在旦夕矣。”果卒。
夫土无定位，五行秉之为主，四时赖之以行，万物藉之以生。其在五常，则信是也。若四端无信，则亦不成其为仁义礼智矣。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今人吐语出言，并无真心对人，岂能自成其人哉？若从此改悟，言行一致，表里相应，则遇事坦然，常有余裕。“仰不怍天，俯不愧人。”岂不乐乎？然此吾人所最易犯，防检最难，切毋略略放松，自绝于光明正直之乡，而入于黑暗荆棘之境也。
任国佐病了很久，于是设置醮坛祈求上天保佑。他在梦中听到神明说：“任国佐平生为人心口不一，从小到大没做过一件善事，罪恶已经定案了，死亡就在旦夕间。”果然任国佐很快就死了。
在五行（金木水火土）之中，土并没有定位，而五行却以土为主，四时（春夏秋冬）也须依赖它来运行，万物凭借土才能生长。所以士在五常（仁义礼智信）中主信。若是仁义礼智四端没有信，就无法成为仁义礼智了。所以说：“诚是万事万物始终都不能离开的，不诚就没有办法成就万事万物（出自《中庸》）。”现今世人说话，并没有用真心对待人，这样怎么能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呢？若能从此处省悟改过，言行一致，表里如一，那么遇到事情，必能坦然面对，经常保持宽松心情，使自己“仰不愧于天，俯不怍（zuò，惭愧）于人”（孟子的话），这岂不是很快乐吗？然而，不能真心待人却是我们最易犯的毛病，要防范制约也实在不易，所以切勿稍有放松，使自己和光明正直的境地绝缘，从而进入布满荆棘的黑暗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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