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降戮服，贬正排贤（屠杀降服的人，贬挤贤直的人）
兵凶战危，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古者杀敌众多，则以悲哀怜之，战胜则以丧礼处之。至于归降服顺，更当怜悯抚谕；若已降服而又诛戮之，忍心造业，祸莫大焉。
用兵是凶恶的事，战争是危险的事，圣人不得已才使用，所以古人杀敌众多时，就以悲伤的心情表达哀怜，如果战争胜利则以隆重丧礼将其埋葬。对投降归顺的人，更要怜悯安抚劝导，使他们安心；如果已经降服却又杀害他们，这是心怀残忍造下杀业，这种祸患非常大。
明颜茂猷曰：“慈不掌兵，为将同死法乎？曰，非也。将以救民止暴，戡乱定国，则生机在焉。故能以生用杀，则功无在将上者。何也？抛一死救万生，视寻常行善，固有不同。若以杀用杀，则罪亦无在将上者。何也？败则多杀己，胜则多杀敌；军律不严，则多杀无辜。皆主将之责也！故遣将不可不慎也！而将之遣属，尤不可不慎也！古云：‘三世为将，道家所忌。’然以杀止杀，亦其必有，顾用之何如耳：第一怕无事生事，以百万枯骨，博封侯印。第二怕以暴易暴，冒杀平民，攘功首级。第三怕鏖战屠害，主敌俱挨。身其任者。可曰：‘杀人由己，立威以逞。’又可曰：‘杀人由人，听其冒杀劫掠，虚张声势，而我因以为功。’盖为将之道，首在戢军禁杀。夫严于驭兵，则兵不受害，而所向有功，是以生道杀也。”
明朝颜茂猷（明朝进士，“受辱不怨”一章已经介绍——译者注）先生说：“有人说，慈悲心重的人不能掌兵权，难道将军做的都是杀生的事吗？我的回答不是这样的。将军若能救百姓、止残暴、平定叛乱，安定国家，那么百姓的生机就在。所以能为整体生存不得已而动杀戮，那么功劳没人能比将军大。为什么呢？因为牺牲少数人却能救活千万人的生命，这和平常行善相比，本来就有所不同了。但若只为成就自己功名，为了杀人而杀，那罪过也没人能比将军更大了。为什么呢？因为打了败仗，大多是自己人被杀，打了胜仗，则多是敌人被杀；若军队纪律不严，就会多杀无辜之人。这都是统兵主将的责任！所以派遣将军时不可不谨慎！而将军派遣属下，更不可不谨慎！古人说：‘三代都当将军，为道家所忌讳。’然而以杀戮为手段来制止杀戮，也是难免的事，就看他怎样使用这个手段了：第一怕无事生事，不惜牺牲百万将士生命，来博取个人挂印封侯的功名；第二怕以暴易暴，滥杀无辜百姓，然后假称杀敌，以此来盗取功名；第三怕双方激战持久使死人更多，彼此都受害。担任作战任务的人会说：‘自己亲手杀人，就可树立威信。’又会说：‘由部属去杀人，听任他们滥杀劫掠，壮大声势，这些都可以当成自己的战功啊！’须知为将之道，首先要收藏兵器，严禁军队随意杀戮。若能严格治军，士兵就不会受害，所到之处都能立下战功，这是以保全生命为原则来引导杀戮的行为。”
汉李广，猿臂善射，匈奴畏之，号曰“飞将军”。然数奇，不得封侯。尝谓望气王朔曰：“广自结发，与匈奴战，未尝不先登，汉兵击匈奴，广无不从；然后进者皆封侯，广独不能，何也？”朔曰：“将军得微有遗恨乎？”广曰：“曾有降胡八百，广尽杀之，颇以为恨。”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此君所以不得封侯也。”后广以出征失道，自杀。其孙陵，又以降虏族诛。
西汉李广将军手臂像猿猴一样灵活，擅长射箭，匈奴非常怕他，称他为“飞将军”。然而李广命数不好，屡次无法封侯。他曾对精通望气学的王朔说：“我自少年从军，和匈奴作战无不奋勇在前，汉兵攻击匈奴的战役，我每次都参与；然而比我晚从军的后辈都已封侯，惟独我却不能，这到底是何原因？”王朔说：“请将军仔细想想，有哪些事情让您觉得稍有遗恨呢？”李广说：“曾有投降的八百胡人，我全都把他们杀了，我对此事感到非常悔恨。”王朔说：“灾祸莫大于杀害已降之人，这就是您不能封侯的原因。”后来李广有一次出征时迷路，因此自杀身亡。他的孙子李陵，也因战败被掳投降，被抄家灭族。
译者补充：
广尝与望气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布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将军自念，岂尝有所恨乎？”广曰：“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大恨独此耳。”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史记·李将军列传》）李广杀了手无寸铁的降兵，就如有“人屠”称呼的白起活埋四十万赵军降卒、当年项羽坑杀秦军一样，实在是残忍无道。
还有一件事，可以从中看出李广的心胸不够开阔。史载：“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居无何，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将军，后韩将军徙右北平。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史记·李将军列传》）霸陵尉不让李广过关本来是照章办事，而且霸陵尉当时醉酒，就算语气冲撞也只是无心之失，可就为了这点小事，李广竟然在国家任用他的时候，利用职权将霸陵尉斩了。李将军心胸狭隘，可见一斑。
汉景帝时爆发七国之乱，李广随周亚夫平乱，李广在关键性战役中表现英勇，乱军中夺得敌军军旗，这兴许是他封侯的绝佳机会。但“以梁王受广将军印，还，赏不行”错过了这次机会。按照汉律，中央官员私下接触诸侯王是要严惩的，李广当时虽不像周亚夫般位高权重，但早已名声在外，私下接触汉景帝最不喜欢的梁王刘武，不管他的目的如何，都给他的忠诚带来了污点。
元江陵初下，廉希宪，省荆南。下令，凡俘获敢杀者，以故杀平民论。其为军中所掳，病而弃之者，许人收养，病愈，故主不得复争。若有质妻卖子者，重其罪，仍没其直。盖希宪不嗜杀，故能如此。卒谥文正，一弟六子俱贵。
元军刚刚攻下江陵（又名荆州城，今为荆州市，位于湖北省中部偏南——译者注）时，廉希宪视察荆南。他下令，凡是敢杀俘虏的人，以故意杀害百姓论罪。被军队掳获的俘虏，因病而被主人遗弃，准许百姓收养，等病好之后，原来主人不可再夺回去。如有人典质妻子卖子女，必定重判其罪，所得钱财全部没收。由于廉希宪不喜杀戮，所以才这样的。死后谥文正，他有一个弟弟六个儿子，都很显贵。
译者补充：
元朝廉希宪生平礼贤下士，惟恐落于人后。当他官居中书平章政事（次于丞相的官员）时，江南刘整（邓州人，任中书左丞）以高级官员的身份正式拜访他，他居然没有请刘整就座。
刘整离开后，有个衣着破旧的南宋秀才拿着诗文来请见，廉希宪很客气地请秀才入座，与他谈论诗书典籍，关怀他的生活饮食，好像是老朋友。
事后，弟弟廉希贡问道：“刘整是大官，你对他不客气，秀才不过是个清贫的读书人，你却很礼遇他。这是什么道理呢？”
廉希宪回答说：“这不是你所能了解的。大臣的举止进退，关系到整个国家。刘整的官位虽尊贵，却是背叛他的祖国和君主来归顺我国的；南宋秀才并没有罪过，没有必要让他难堪。如今我们的国家是从北方沙漠崛起的，我对这些文人如果不特别尊重些，儒家的学术就从此失传了。”
放之远方曰“贬”，陷之失位曰“排”。正人贤士，国家之桢干，所当柄用，庶几朝廷有人，中外知畏。若忌其异己，而多方贬排之，妨贤病国，罪恶孰甚？
流放远方叫作“贬”，陷害他人使其失去职位叫作“排”。正人君子及贤能之士是国家的栋梁，本来就应当重用，这样或许可以使朝廷人才众多，使国内外知道畏惧而不敢侵犯。如果嫉妒人家的才华而排除异己，用尽各种方法贬抑、排挤他人，嫉贤妒能而祸害国家，还有比这种罪过更大的吗？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恒有，伯乐不恒有。人才遭遇，亦复如是。使在位者，皆如伯乐，则有德量者，便可作宰相；识大体者，便可作谏官；有方略者，便可付兵权；能镇抚者，便可寄方面；有风力者，便可作监司；廉于财者，便可主钱谷；知爱民者，皆可作守令。如此则大小之职，各得其人，野无遗才，而百事举矣。
世有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人才的遭遇，道理也一样。假使在位掌权的人，都像伯乐一样识才，那么有才德雅量的人，就可当宰相；识大体的人，就可当谏官；有计策谋略的人，就可请他执掌兵权；有安抚地方能力的人，就可让他当政一方（地方大员——译者注）；有气概魄力的人，就可请他当监司；操守廉洁的人，就可请他管钱粮；爱护百姓的人，都可任太守或县令。如此国家大小职务，都有适当的人才担任，四野没有被闲置的人才，国家必然会兴盛。
明颜茂猷曰：“凡排贬之人，与容贤之人，原差不远，只是‘我见’为累耳。有闻其名，雅相爱慕，及到面前相处，便有一二事忍耐不过，积久愈成仇隙。故容远贤易，容近贤难；容贱易，容贵难；容暂易，容久难。何也？气相触也，才相抵也，名相倾也，势相轧也。而彼贤人，亦未能尽平心无我，交久以后，实见他有不是处。往昔慕德，已认为错敬；今朝嫉贤，已觉为平心矣。夫是之谓‘实不能容’，彼实实是消遣不下也。故有君子相遇，而卒悖戾者，弊正坐此。须是平日克己忍辱，无名无相，实实挺身为国，于一切毁誉爱憎，纤毫不挂，方能为子孙黎民造福也。”
明朝颜茂猷（明朝进士，“受辱不怨”一章已经介绍——译者注）先生说：“凡是排挤贬抑贤才的人和能包容贤才的人，本来差别并不远，只因被‘我见’所牵累罢了。有人听到贤人名声，原本对他非常仰慕，等到互相接触后，会发现他有一两件事情无法忍受，积久之后便成仇恨。所以要包容关系较远的贤人比较容易，要包容关系较近的贤人比较困难；要包容比你低贱的人比较容易，要包容比你富贵的人比较困难；包容时间短比较容易，包容时间长比较困难。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彼此的气势相碰触，才能相抵制，名望相倾轧，势力相排挤。而那些所谓贤能的人，也未能完全做到平心静气无私无我的程度，所以彼此来往久后，就会发现对方的缺点。已往对他的仰慕，此时已认为错敬了对方；现今嫉妒贤人，已经不觉得心有不安。这就是所谓的‘实在不能容人’，他心中那个念头始终无法排除。所以有的君子相交，最后却反目成仇，毛病就出在这里。必须平时修炼克己忍辱的工夫，心中没有名利，不存‘我相’，实实在在为国为民，对一切毁谤、赞叹、喜爱、憎恨丝毫不挂心上，这才能为子孙百姓造福。”
宋谢泌，最为知人，不轻许可，平生所荐，不过数人。每发荐牍，必焚香望阙再拜曰：“老臣又为陛下求得一人矣！”文正王旦，皆其荐也。临死之日，盥沐焚香，端坐而逝，头不少攲焉，非尸解乎？
宋朝谢泌，善于了解和推荐人，从不轻易许诺人，一生所推荐的人，只有少数几个。他每次发出推荐函，必会向皇帝所住宫阙焚香礼拜，说：“老臣又为陛下找到一位人才了！”范仲淹和王旦，都是他所推荐。他临死那天，自己盥洗燃香，然后端坐而逝，头一点也不倾斜，这不就是尸解（修道者坐化，前面已有解释——译者注）已成仙道的迹象吗？
周春秋时晏子谓齐景公曰：“国有三不祥，而怪不与焉。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谓不祥，乃若是。然则正可贬，贤可排乎？
春秋时代齐国的晏子（前面已经有介绍）向齐景公说：“国家有三件不吉祥的事，而神怪之事并不在内。有贤人而不知，是第一件不吉祥的事；知道后却不任用，是第二件不吉祥的事；虽然任用却不委以重任，是第三件不吉祥的事。”所谓的不吉祥，就是指这些。所以，正派的人可以贬谪，贤良的人可以排挤吗？
唐卢杞恶颜真卿，欲出之，时李希烈叛，杞奏言：“欲得儒雅重臣，为陈祸福，可不劳军旅而服。颜真卿三朝旧臣，忠直刚决，名重海内，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然之，诏遣真卿，宣慰希烈。后希烈欲留为相，真卿死之。奉天之变，实杞所致。李怀光奏杞，残害忠良，奸佞误国，窜新州而死。颜茂猷曰：“小人之媢嫉，只恐他攻击我，倾伐我，却不知智谋不敌造化。命里败时，用尽机关，无能为也。”卢杞诸人，非不知之，却自无奈何。起初只一念固宠，事到头来，骑虎之势，不能下也。尚当慎之于始哉！
唐朝卢杞很厌恶颜真卿，想要排挤他，恰好当时李希烈叛变，卢杞就向皇上启奏：“只要派出温文尔雅的重臣，向李希烈说明祸福利害关系，就可不必动用军队使他臣服。颜真卿是我朝三代老臣，忠心正直，刚毅果决，名震国内，受到大家尊敬，派他去是最好的人选。”皇上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诏派遣颜真卿，前往招抚李希烈。后来李希烈要留颜真卿当宰相，真卿不从而被杀。所以“奉天之变”实在是卢杞造成的。后来李怀光弹劾卢杞，说他残害忠良，狡猾奸诈，误国殃民，卢杞因而被贬，流放新州（今广东新兴），并在那里死去。颜茂猷先生说：“小人之所以要嫉妒，是怕别人攻击他，陷害他，讨伐他，所以才先发制人，却不知所用计谋敌不过上天造化，命中注定要失败，就算是用尽心机，也无能为力。”卢杞这类人，并非不知道这个道理，但却无可奈何。起初只是单纯地想要巩固皇上对自己的宠信，后来却骑虎难下，只好将错就错。所以这些人应当在事情开始时，就要非常小心谨慎啊！
译者补充：
在卢杞巩固相权独揽朝政的过程中，每一步都踏着其他大臣的鲜血。他最擅长的事情就是陷害、排挤、倾轧、报复。宰相杨炎、张镒、御史大夫严郢等人，都先后死在他的手上。
卢杞除掉了其他宰相之后，知道依照惯例，天子不会不提拔其他朝臣为相，于是就向德宗主动推荐了时任吏部侍郎的关播。但是他给关播的定位非常明确，就是木偶——纯粹坐在那里摆摆样子的木偶。卢杞不但不让关播插手政务，连话也不让他随便说。
有一次德宗召集宰相议事，卢杞侃侃而谈，关播忍不住也想畅所欲言，刚刚要站起来，就看到了卢杞令人不寒而栗的目光，只好硬生生地把话吞进了肚子里。事后卢杞立刻向他提出严重警告，说：“正因为你这个人恭谨少言，我才引荐你当宰相，刚才你怎么能够想发言呢？”
从此关播再也不敢多说一句。
当李希烈威胁洛阳的消息传来，德宗皇帝第一个反应就是问计于卢杞。卢杞用一种举重若轻的口吻说：“李希烈年轻气盛、居功自傲，部将们肯定都不敢劝他。如果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携带陛下诏书，前去向李希烈当面剖析祸福利害，李希烈定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朝廷可以不废一兵一卒而让他降服。颜真卿是三朝元老，忠贞正直，刚毅果决，名重海内，人所信服，实在是此行的不二人选。”
德宗认为很对。诏书颁下，满朝文武尽皆失色。所有人都觉得，卢杞这么做无异于让年过古稀的太子太师颜真卿去送死。
卢杞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如何把朝中有威望、有资历、有水平、有魄力的人一个一个打倒，好让自己永远待在宰相的位子上。现在就剩下颜真卿这么一个有威望、有资历、有水平、有魄力的人，而且还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之一。
颜真卿义无反顾地上路了。行前给儿子留了封遗书，只写了六个字：“奉家庙，抚诸孤。”颜真卿走到洛阳时，东都留守郑叔则劝他拖延时间，看天子会不会改变主意。颜真卿说：“这是圣旨，岂能逃避？”到了许州（今河南许昌市），果然被李希烈拘留，从此再也没回到长安。在被囚禁了一年零七个月后，亦即兴元元年（784）八月，颜真卿被李希烈缢杀于蔡州（今河南汝南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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