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不当，向背乖宜（是非不明，向背失当）
君子丰仁义之干，固礼义之防，则可以审好恶之公，定是非之当。夫是非在一人，则系一人臧否；在一乡，则系一乡利害；在天下，则系天下安危。何可不慎？而率意不当，非是是非哉。
君子要扩大仁义的根本，稳固礼义的防线，这样就能公正地判断善恶，妥当地论断是非。须知是非就个人来说，关系到一个人的褒贬；就一个乡里来说，关系到这个乡里的利害；就天下来说，关系到天下的安危。怎可不谨慎？若轻率地认定是非，不是又增加了是非吗？
宋尹师鲁，处己教人，是是非非，无所隐避，不为苟止，不为苟随，惟务穷尽道理。临终以手书别范文正公，文正驰至，公已沐浴冠带，端坐逝矣。文正恸哭，公复睁目曰：“已与公别，何用复来？死生恒理，希文何不晓乎？”言讫复揖而逝。
尹公为时学之，苟非穷至精微，则死生之际，起而扰我者多矣。入道知行并用，而知尤为首，此之谓也。
宋代尹师鲁无论是待人处世或教导别人，都能是非分明、毫无隐瞒，绝不苟且行事，也不随便附和，一切只是依道理行事。他在临终前亲自写信向范仲淹告别，等范仲淹赶到时，尹公已沐浴更衣戴好帽子，端坐而逝了。范仲淹见状哭得很伤心，尹公又睁开眼睛向他说：“我已写信与您道别，何必再来呢？生死本来就是很自然的道理，难道希文（范仲淹名字）您不知道吗？”说完就向范仲淹作揖道别去世了。
尹公平时作学问时，若不是已到穷理尽性地步，怎能在生死关头有此定力，因为在临终前困扰我们的杂念很多（凡人求生欲望强，没人想死，故因求生而手忙脚乱，没有一个如尹公这样的，若没开悟何能如此，见译者补充）。所以真正入道要“知行”并用，而“知”（认识，理论——译者注）特别重要，就是这个道理。
译者补充：
尹公为人正直，是非分明。值范仲淹因指责丞相而贬饶州，尹洙上疏自言与仲淹义兼师友，当同获罪，于是被贬。
尹洙论文，是非分明，他虽尊崇韩愈，却不排斥佛老，在《送李侍禁序》中说李君“乐于佛氏之说”，“非取其所谓报施因果，乐其博爱而已”。他认为佛氏的“博爱”是和孟子的“仁义”相近的。他对“浮图（佛教）其服而儒其心”的秘演，也是赞许的。欧阳修谓“师鲁为文章，简而有法”，“是是非非，务尽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随”。范仲淹亦称“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
尹公写文章每字每词都精心推敲，一定要没有问题才作罢，他曾给文正公范仲淹修改文章，使文正公叹服。
范仲淹曾替人写墓志铭，当他写毕封好刚要送出时，忽然想到：“这篇铭记不能不给尹洙看看。”
第二天，他把墓志铭交给尹洙过目，尹洙看后说：“你写的文章已经很出名，后代人会以你的文章为典范，因此不可不谨慎啊。现在你把转运使写作都刺史，知州写成太守（汉代官名），虽然是属于清雅古隽的说法，但现在却没有这些官职名称，后代必然会产生疑惑，这正是引起庸俗文人争论不休的原因呵。”
范仲淹听了，颇有感叹地说：“幸亏请您看了，否则，我几乎要失误啊！”
尹公修行有素，谪官大梁时，与老衲法眼禅师交游，有所开悟。
有一天他对法眼禅师说：“我近来颇以退静为得法。”
法眼禅师说：“不如退静两忘。”
尹公即有所省悟。
临终之日，先以手书告别范文正公，遇上从事（官名）朱炎来了。
尹公对朱炎说：“吾素学佛于禅师法眼者，乃今资此也（今天我要走了，就依靠这点觉悟了——译者注）。”
及文正公驰至恸哭之。
公张目曰：“已与公别，何用复来？且死生常理，希文岂不晓乎？”言讫端坐而逝。
尹公预知时至，端坐而逝，佛教将这一境界叫“瑞像”，谓为临终能主宰自己生死，即是解脱之人。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因此写诗说：“百身可赎世岂惜，讣告四至人犹疑。悲公尚至千载后，况复悲者同其时。非公生平旧相识，跽向北极陈斯诗。”其原诗《哭尹师鲁》全文如下：
众人生死如尘泥，一贤废死千载悲。
汉初董生不大用，厥政自此惭隆姬。
至今董生没虽久，语者为汉常嗟欷。
尹公素志任天下，众亦共望齐皋伊。
文章气节盖当世，尚在功德发豪氂。
安知蔓草蔽原野，雪霰先折青松枝。
百身可赎世岂惜，讣告四至人犹疑。
悲公尚至千载后，况复悲者同其时。
非公生平旧相识，跽向北极陈斯诗。
宋蔡京为相，籍元祐及元符末，宰执司马光等、侍臣苏轼等、文臣程颐等、武臣王献可等，百二十人，为奸党；请帝书之，刻石于端礼门，并各州县。民皆不平。未几碑为震雷击碎，京坐事窜死。
宋代蔡京当宰相时，登记从元祐至元符末年间的名臣，把宰执司马光等、侍臣苏轼等、文臣程颐等、武臣王献可等，一共一百二十人，列为奸党；奏请皇帝下诏书，把他们名字刻在端礼门的石碑上，并下令各州县比照办理。百姓为此感到不平。没多久，石碑被雷击碎，蔡京也因案判罪，被贬流放而死。
“向”，是当趋向的，所谓好人好事也。“背”，是当违背的，所谓邪人邪事也。向邪背正，谓之“乖宜”。一时之失，终身败裂，可不谨乎？
所谓“向”，是指应当趋向的，也就是所谓的好人好事。所谓“背”，是指应要违背的，也就是所谓的坏人坏事。而趋向坏人坏事背离正道，就叫作“失当”。因为一时失误，导致终身身败名裂，可以不谨慎吗？
唐宋申锡，相文宗，以郑注擅威柄，欲除去之。以友王璠为京兆令，密使察注不法。璠因注贵，将谋告焉。注惧，反诬以不轨。谪开州司马，申锡竟抱愤卒。
后宋夫人梦申锡引至城外一坑，坑内有数死囚，乃提一示夫人曰：“此是王璠，我已请于上帝矣。”因愤怒叱咤。夫人惊醒，默记之。
未几，李训、郑注谋诛宦官，奏令诣金吾观甘露，遣璠等领兵往诛之。璠股栗不敢前，竟败事。腰斩于市，同戮者数人，皆同坎埋城外。
唐代宋申锡在文宗时当宰相，因为郑注（为当权宦官王守澄所提拔——译者注）专权，想要把他除去。请他的朋友王璠担任京兆令（为管理京兆地方的长官——译者注），暗中搜查郑注的不法事情。王璠因为郑注提拔而富贵，就将宋申锡的计谋告诉他。郑注很害怕，就先发制人，反诬宋申锡图谋不轨（详情见译者补充）。宋申锡因而被流放到开州（今属重庆）当司马，竟然含恨而死。
后来宋申锡夫人梦到丈夫引她到城外一个大坑，坑内有很多死囚，宋申锡提起其中一人给夫人看，说：“此人就是王璠，我已奏准玉皇大帝处罚他了。”然后非常生气地怒骂郑注离去。宋夫人惊醒以后，将此事默记心中。
没多久，李训和郑注密谋杀掉宦官，就奏请皇帝下令宦官前往左金吾仗院（禁卫军的后院）观赏甘露（金吾大将军韩约奏报左金吾仗院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译者注），并派王璠领兵前往诛杀宦官。王璠吓得两腿发抖不敢前去，因而事情失败，被腰斩于市集。一同被杀的有很多人，都被埋在城外大坑。
译者补充：
827年，唐敬宗被弑，弟唐文宗继位。宋申锡任户部郎中，参与起草诏书。828年，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
当时，文宗忌惮权阉，认为是宦官害死了他的祖父宪宗和兄长敬宗。掌握神策军的王守澄是一个大权阉，他的助手郑注公开受贿，令文宗很不快。文宗相信宋申锡的忠诚和谨慎，认为可以和宋申锡商量，并借机私下命他将一些官员组成团体，合作夺王守澄的权，并许诺封他为宰相。830年，宋申锡任尚书左丞，随后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实际相当于宰相。由于他的良好声誉，很多人希望他拜相，但从他的行为看，他的能力其实不足。
作为清除权阉计划的一部分，831年，宋申锡推荐王璠任京兆尹，并秘密向王璠透露了文宗的计划。但王璠泄密，使王守澄和郑注有所警觉。郑注指使神策军将领豆卢著诬指宋申锡和漳王李凑图谋推翻文宗，立李凑为帝。当王守澄将豆卢著的弹劾报告给文宗时，文宗震惊了，信以为真，下令调查。王守澄希望神策军立刻将宋申锡灭门，但被内官马存亮制止。文宗也立刻下令召集所有的宰相。当宋申锡、路随、李宗闵、牛僧孺都来到宫门时，一个宦官说宋申锡不在被召之列。宋申锡便知道自己一定是获罪了，用笏板敲头，回家待罪。当他回府时，夫人说：“你是宰相，位极人臣，为什么要背叛天子而谋反呢？”宋申锡答：“我承蒙皇上厚恩，当上宰相，不能锄奸臣乱党，反被罗织罪名陷害，夫人看我宋申锡像是谋反的人吗？”于是夫妇一同哭泣。
其余三位宰相在延英殿见了文宗，看了王守澄的奏报，也震惊了，一言不发。同时，文宗命王守澄逮捕豆卢著所指控的同谋者，漳王的宦官晏敬则和宋申锡的侍从王师文。晏敬则被抓，王师文逃走。
两天后，宋申锡被贬为太子右庶子。没人敢公开说他是被诬告的，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奏请审案，才使事件没有进一步升级。经过审讯，晏敬则称宋申锡事先派王师文联络漳王，商议谋反。
又两天后，文宗召集高级官员询问意见。崔玄亮、李固言、王质、卢均、舒元褒、蒋系、裴休、韦温都乞求文宗重新和宰相商议，并由适当的部门来调查。文宗以已和高官商议过为由拒绝。崔玄亮下跪，哭着说：“处决一个百姓要谨慎，处决一个宰相更要谨慎。”文宗怒气稍解，重新召集宰相。牛僧孺说：“位极人臣无非宰相，宋申锡已经是宰相，就算谋反成功，他仍然只能是宰相，他谋反图什么呢？他肯定没有谋反。”郑注担心再次调查会让真相大白，于是建议王守澄不再坚持处死宋申锡，改为流放。
第二天，漳王李凑被贬为巢县公，宋申锡贬为开州（今重庆）司马。据说宋申锡任相期间，拒绝了全国各地的贿赂，当他被抄家时，能抄到的只有他收到和拒绝贿赂的文书，很多人都为他被流放而伤心。
宋申锡被终身禁止返回长安。833年，他在开州任上去世，文宗允许把他的尸体运回长安安葬。836年，郑注在甘露之变中被杀，宋申锡得以平反，追复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懿。他的儿子宋慎微被任命为城固县尉。
宋刘忠肃挚，尝论“助役”十害。王安石责其向背乖宜，下司农寺，诏令分析。公曰：“臣所向者忠直，所背者邪佞；所向者义，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权奸。如此获罪，固已自分。然‘助役’终为天下害，愿陛下勿忘臣言。”人皆为公咋舌，公独不顾。后位宰相。
鲁氏曰：“向所当向，向不为私；背所当背，背亦为公。初非计及祸福也，而祸福因之，亦以警夫不为刘公而甘为王璠者。”
宋朝刘挚，谥号忠肃，曾经评论王安石“助役钱”有十种害处。王安石责备他向背失当，奏请皇帝降到司农寺（管钱谷的官署），并且下诏命他分析反对的理由。刘公向皇上报告说：“臣所趋向的是忠直，所反对的是邪佞；所趋向的是正义，所反对的是私利；所趋向的是君王，所反对的是权奸。如果因而获罪，是臣罪有应得。然而‘助役钱’终将危害天下，愿陛下不要忘了臣的谏言。”很多人听了都为他捏把冷汗，但刘公依然不予理会。后来他当了宰相。
鲁氏说：“趋向所应趋向的，非为私利而趋向；违背所当违背的，违背也是为了公益。最初并非为个人的祸福而打算，可是祸福却随之而来，这也是在警惕那些不肯学刘挚而甘愿去学王璠（王璠不明是非而告密，助纣为虐，陷害宋申锡，见上文——译者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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